第20章 民族的建构 (第4/4页)

夷而夏；中国北方有些逐渐半蒙古化或半突厥化的群落，以前也是“夏”，后来疏远了华夏文化，就由夏而夷。不难理解，古代中国虽有文化上的对外歧视，也有国家利益上的对外设防，但不乏民族融合的柔性传统。魏晋南北朝三百年，五代十国一百多年，夏与夷都在大规模杂交。唐代、元代、清代由非汉人执政，也带来了一次次民族大融合，所谓“长城内外是故乡”。“华人”或“中国人”的概念内涵由此变得十分丰富。

    古代中国也没有什么森严的民族对外壁垒。汉代的外交主调是对北边“和亲”与对南边“怀远”，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。唐代长安则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化都市，各种胡音番调充盈朝野。明代的郑和率两万人的强大船队，直抵东南亚、印度乃至非洲东岸，不过是到处送礼品、拉关系，推广华夏文明，不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掠杀和敌意昭昭。直到民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也还没有明显的边防，甚至没有严格的护照制度。那时候，朝鲜或越南的革命者，波斯或日本的商人，还有逃避迫害的欧洲犹太人，都可以在这里进出自由，基本上未受到民族身份限制的压力。这与同时代的欧洲大有区别。

    用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的话来说，中国那时候还是个传统国家，不是现代国家，“国家监视力”很不发达，因此只有“边陲frontiers”而没有“边界borders”。可以说，那样一个民族混杂和民族淡化的中国，显示了国家建制现代化之前的混沌粗放，也残留着一道中国式世界主义的文化夕阳。